1974年，一个叫奥托·布劳恩的德国老人在东德闭上了眼睛，到死他都没想明白三十多年前延安机场上的那一幕。刮过飞机的螺旋桨叶片，那平平淡淡的四个字就这么轻飘飘地甩了过来，却如同沉重的大石头那般压制在他后半辈子所写下的回忆录内容里。那压根算不上是一句客套性质的道别话语，而是一笔完全没有办法核算清楚的陈年老账。 如果把时间倒退回1939年的秋天时节，李德手里面拎着行李箱站在延安机场的平地上，远远瞧见毛主席正迈着步子朝着自己走过来，这样一来他整个人身上的神经一下子就彻底绷紧了。他私底下反复地盘算琢磨，认定对方无论如何总得当着面评价一下自己这整整七年当顾问所立下的功劳，顺便讲上两句应酬的客套话。哪里能想到毛主席原本只是专门送别周恩来同志，鉴于周恩来的胳膊遭受了严重的创伤，正着急前往苏联接受医疗救治。主席碰巧望见李德站在边上，才顺带着迈步走上前与他握了握手，口中仅仅吐露出平淡至极的四个字：“一路平安。”不仅连半个多余的字眼都没有多说，而且眼神之中毫无一丝一毫的温度，更谈不上带有半点感激的心思。因为他的中国妻子李丽莲没办法成功办理签证手续，这个时候就只能瘫倒坐在机场的黄土地上痛哭流涕，这也就变成了李德在中国土地上所遗留下的最后一段狼狈不堪的记忆。 李德到了晚年时期在自己写出的书里面始终对此耿耿于怀，一个劲地埋怨中国人态度过于冷漠无情，甚至连一句表示感谢的话语都舍不得讲出来。他心里自认为就算没有天大的功劳那也起码付出了苦劳，长征那整整两万五千里的漫长路程他可是一步都没有落下，并且在张国焘企图搞分裂的关键时刻他也坚定地站立在正确阵营这一边，还曾经给红军部队讲授过正规化的战术知识，无论如何怎么就换不来哪怕一句客套的言辞？ 可是他彻底忘记了，世间有些账目那是断然不能够依靠所谓的苦劳来进行抵消折算的。1935年的遵义会议当场把博古手中的大权收缴了回去，同时李德手握的军事指挥棒也被彻底给剥离架空，全军的军事指挥大权由此重新交还到了毛主席以及周恩来的手里。大家究竟是出于什么缘故非得下决心把他从指挥位置上替换下来？这完全是鉴于在此之前战士们流淌的鲜血实在是太过于触目惊心了。 要是把记忆推移到1934年的11月底，那就属于整个红军征战史上最为惨烈悲壮的一页，也就是著名的湘江战役。数十万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早就布设下天罗地网，战士们头顶上方盘旋着狂轰滥炸的敌机，江岸沿线则是重重封锁大江的密集火炮。为了能够掩护主力部队顺利渡过大江，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的指战员们近乎全员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九岁的师长陈树湘在腹部不幸中弹遭到俘获之后，硬生生把自己的肠子扯断以此慷慨赴死。在强渡湘江之前，中央苏区的整支队伍足足拥有八万六千人的规模，大家一路抬着印钞设备以及沉重笨拙的X光机器如同搬家挪窝一般艰难行军，等到好不容易穿过了湘江，跟随在身边的战士仅仅剩下三万人出头了。多达四万多条年轻鲜活的宝贵生命就这么彻底断送掉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这句凄凉的话语，自此变成了当地平民百姓口中最让人痛彻心扉的惨烈记忆。博古在当时整个人的精神陷入到彻底崩溃的境地，甚至拔出了腰间的手枪打算自行了断，幸亏被聂荣臻一把给夺了下来，而李德同样被吓得不停地伸手摸着腰间的枪套皮带，内心深处早已经被无尽的恐惧所完全填满。 造成这种毁灭性惨败局面的根本缘故，完全就在于李德这个人。在经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期间，他把自己当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内部所学到的那一套教条死板地生搬硬套，在军用地图上面画满了密密麻麻的进攻指示箭头，强逼着极度缺乏枪支弹药的红军战士进行残酷的堡垒阵地硬拼、推行所谓的“短促突击”战法，逼迫大家用血肉之躯硬顶敌人的坚固水泥暗堡。倘若有谁当面提出应当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以及运动战，他就马上愤怒地用力拍打桌子，破口大骂这属于“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位硬生生把红军队伍带入到绝境深渊里面的“洋顾问”，其本人的真实身份自始至终就是一笔完全算不明白的糊涂账目。王稼祥特意前往莫斯科当面询问王明具体情况，王明却连连摆手表示上级组织根本就不曾派遣过这么一号人物。师哲在后来的回忆当中同样讲述得清清楚楚，李德在原先充其量就只是苏军情报部门内部的一名普通基层人员。这件事情的缘故起于1931年共产国际的牛兰不幸在上海遭到逮捕拘押，苏联方面特地派遣了两个人分别随身携带两万美金展开营救行动，李德恰恰就是负责运送钱财的其中一人。营救的钱款顺利送达之后，李德这个人便顺势逗留在了上海滩。当时年纪才不过二十出头的博古刚刚从苏联学成归国负责执掌全局大权，由于他自身的威望根本镇不住队伍下方那些身经百战的军中老将，极其迫切地需要拉大旗作虎皮来壮大声势，于是索性顺水推舟地把李德奉为共产国际指派下来的钦差特使高高供奉起来，最终彻底酿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滔天大祸。 在返回莫斯科之后，李德受到了组织上一整套严格的审查程序
